东方朔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视，就写了一篇散文赋《答客难》，说生在汉武帝大统一的时代，虽有才能也无处施展，因此“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”，实际是发泄了他的牢骚。这篇散文赋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对后人发生了影响。

此外，他的《非有先生论》，假托有一个非有先生，在吴国作官，三年“默然无言”，吴王问他，他乘机用一些在昏暗朝廷中谏诤遇祸的历史故事，启发吴王，促使他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。

篇中几个“谈何容易”，意味深长地引出作者的感概万端，是传神之笔。这是一篇较好的散文。

东方朔一方面在政治上有他的一些正义感和牢骚，一方面却是玩世不恭的“滑稽之雄”。因此，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，都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“滑稽”的一方面。

《汉书：东方朔传》说“其事浮浅，行于众庶。童儿牧竖，莫不眩耀。而后世好事者，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”这就是说东方朔在汉朝曾经成为民间传说中一个箭垛式的人物。

汉武帝时代的一群作家凋谢后，数十年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王褒。字子渊，蜀郡资中（今四川资阳县北）人。宣帝欲提倡歌诗音律，王褒作《中和乐职宣布诗》，宣帝召见，叫他作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。

《圣主得贤臣颂》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，和他的另一篇散文《四子讲德论》都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，而文采都很富丽。

《圣主得贤臣颂》尤讲求字句锤炼，如其中用良御御骏马，来比喻圣主得贤臣：“纵驰骋骛，忽如景靡。过都越国，蹶如历块。追奔电，逐遗风，周流八极，万里壹息。何其辽哉！人马相得也。”

音节急促而又形象生动，令人好像闻到和见到马蹄的迅疾。

《洞箫赋》也是他有名的作品，前面写“箫干之所生”，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；后面写箫声的动人，用力描绘，作了许多夸张。这是一篇很早的描写音乐的赋，对后来有影响。

王褒的《僮约》是用当时口语写的，一篇赋体的游戏文字，它写当时地主家内，奴隶的具体劳动生活，很详细，文笔生动简洁，但作者是以嘲弄的态度，来写劳动人民的，所以它的思想内容不足取。